清心為治本 直道是身謀
時間：2013-04-24 | 瀏覽： | 來源：
編者按：
宋王朝在繼承隋唐五代官制的基礎上，不僅設置了一系列的監察官吏的機構或擔負監察職能的官吏，而且制訂了一整套監察各級官吏的措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發展、完善了當時的監察制度，對監察官吏違法犯贓、防治腐敗及倡導廉政等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王春瑜主編的《中國反貪史》指出，監察官選任擺脫了宰相干預、監察權相對獨立、體制相對完備是宋代監察制度的顯著特點。這不僅表現在臺諫官職能側重于監察宰執百官，而且監察人選要求有政治實踐經驗和剛正不阿、不畏權貴的品格與較高的能力素質以及實行回避法等。如當時對擔任監察官的人選作了四項規定：一是“政治尤異”，“忠厚醇直，通世務，明治體”；二是“自來別無贓濫”；三是具有“剛明果敢”、“公忠鯁切”、“沉默、端正、守節”、“安道守貧、剛直不屈”等品質；四是具備“賢能”、“高才”等基本素質。這些措施的實行，使宋代監察官吏的政治品德和能力素質在整體上有了較大提高。
包拯是宋代監察官員中的杰出代表，他在《書端州郡齋壁》一詩中自述心志：“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一部《包孝肅奏議》(又名《包拯集》），幾乎全是揭露、舉報、抨擊貪官污吏，彈劾貪官，要求懲治貪污腐敗及其他違法犯罪行為的奏折。據今人統計，包拯這些流傳至今的187篇文章中，有55篇為明確、直言舉報貪官污吏之文。吳奎為他作的《墓志銘》中評價道：“峻節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隨，我直其為；人或善容，我抗其辭。自始及終，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潔與淮水而悠長！”歐陽修稱他“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關于他肅貪斷獄的公案故事豐富多彩、流傳甚廣，民間稱其為“包青天”、“包公”。包公文化是我國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包拯在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十一月至慶歷六年（1046年）春季，擔當監察御史一職。這期間，他提出了許多整頓國家行政秩序的建議，勇于揭露貪官污吏的違法行為。茲據《包拯集編年校補》（黃山書社1989年版）、《宋史·包拯傳》等史料，將包拯擔任監察御史期間的業績擇要介紹如下：
敢于叫停皇帝欽定的工程項目
宋仁宗趙禎執政時期，京都汴梁城（今河南開封）的朝陽門外，有一座宏偉的道觀——上清宮，是朝廷花費了大量錢財和人力，用了六七年時間建造的，里面供奉著仁宗的父親真宗趙恒的靈牌和畫像，這顯示了上清宮不同于其它道觀的特殊地位。
慶歷三年（1043年）十一月二日，上清宮因失火被燒毀。宋仁宗打算重修上清宮，以繼續供奉先帝的靈牌和畫像，安置失所的道士。面對這一正在規劃中的勞民傷財的工程項目，包拯向宋仁宗呈送專題報告，建議撤銷該項目。包拯說：現在國家財力還未充實，邊境不安寧時有戰事，怎么可以先辦理重建上清宮這些無關緊要的事務呢？應該“勵精治道，謹修人事”——致力于治國的大政方針，謹慎地抓好安民的事情。包拯希望宋仁宗推行仁慈的治國方針，憐憫疲憊不堪的百姓，使他們能夠休養生息，不要因為重修上清宮給百姓在人力、物力方面造成沉重負擔。同時，包拯提出將宋真宗的靈牌和畫像轉移到京城內同樣規模的道觀景靈宮或會靈觀供奉，這樣做既維護了皇家的禮儀，又節省了開支。在這份專題報告的末尾，包拯希望宋仁宗以皇帝的名義下發一個文件，明確告訴朝廷官員和全國的老百姓，不再搞修建上清宮的土木工程了，以便安定民心。宋仁宗采納了包拯的建議，下令將上清宮原址改做軍營，砍掉了勞民傷財的建設工程。
查處稅收征管中存在的違法行為
慶歷四年（1044年），包拯通過對稅收征管的調查了解到：京城汴梁附近的陳州（今河南淮陽）由于遭受自然災害，當地農作物歉收。到了征收夏稅的時候，陳州知州任師中報請朝廷批準，將原先夏稅征收的大麥、小麥等農產品改為折價征收現錢。這個征稅的變通辦法，乍一看是可行的，也得到了朝廷的批準，然而在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坑害百姓的行為。按照當時當地的市場價格，大麥、小麥每斗價值五十文，陳州官府卻折價為每斗一百文，外加運輸費二十文，再加損耗二十文，共計為一百四十文，使老百姓平白無故地增加了近兩倍的稅款。本來就是災荒之年，遭遇陳州官府如此橫征暴斂，老百姓哪里有這么多錢納稅呢？包拯為此寫了調查報告《請免陳州添折見錢》，將此稅收違法行為報告給朝廷。在報告中包拯建議朝廷下發文件，命令陳州官府立即依照農產品市場價格折算稅款，并且允許老百姓自主選擇是交納現錢還是交納農產品。同時提請朝廷對陳州附近的受災州縣進行審查，防止像陳州官府這樣變相多征稅款的行為發生。
隨后，包拯在調查中又發現，江淮、兩浙各州縣在征收夏稅時也存在與陳州類似的做法，借著以農產品折合現錢而多征稅。雖然宋仁宗已經下詔，要求夏稅交納農作物還是折合現錢交納允許納稅人自主選擇，但是江淮、兩浙各州縣并不遵奉朝廷的旨意，依舊強行以高于農作物價值兩倍的價格征收現錢，不準許老百姓用農作物交納夏稅。由于官府征稅時只收現錢，不收農作物，因此農作物就更加不值錢了，更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面對如此違法征稅行為，包拯以《請免江淮兩浙折變》為題，連續向宋仁宗遞交了四份專題報告。包拯在如實匯報了官府非法征稅有關事實后，指出了這樣加重賦稅的嚴重后果：貧窮的人家，由于交納不起稅款，必然要逃亡，這些逃亡的農民，年老有病的經受不住奔波勞頓而死亡，身體強壯的就會造反起義。這樣不僅使社會動蕩不安，而且農田里也會缺少勞動力，最終要影響國家稅收。同時，包拯也提出了遏制非法征稅的辦法，那就是迅速派遣官員對江淮、兩浙各州縣夏稅征收情況進行調查，糾正強行征收現錢的違法行為，避免老百姓流浪逃亡。包拯主張減輕賦稅，使老百姓安居樂業，體現了他以民為本的治國策略。包拯的專題報告，受到了朝廷的重視，宋仁宗下達命令，對稅收征管中的違法行為進行了糾正。
連續七次彈劾酷吏王逵
包拯疾惡如仇，最恨的就是貪官酷吏。慶歷年間，當任荊湖南路（“路”是介于中央朝廷與各州之間的行政區劃，相當于現在的“省”）轉運使的王逵，違法向轄區老百姓征調幾十年的勞役，并且將勞役折合成現錢，命令老百姓交納。這分明是借征調勞役之名，行橫征暴斂之實。荊湖南路下屬的潭州（今湖南長沙）七百余戶人家為了交納苛捐雜稅，變賣家產，甚至賣兒賣女。荊湖南路下屬的其他各州，也都像潭州這樣，老百姓在沉重的稅賦重壓之下傾家蕩產，含冤屈死和流離失所的人不計其數。通過使用違法手段，王逵搜刮民財三十萬緡，然后以超額完成稅收的名目上交朝廷，以求引起朝廷的重視，為升官晉爵創造條件。一些正直的官員向朝廷告發王逵的違法行為，宋仁宗下令將王逵降職為池州知州。
王逵在知州任上沒待多長時間，又被提拔為江西轉運使。王逵到了江西之后，依舊實施嚴刑酷法，橫征暴斂，魚肉百姓，迫害下屬官員，江西的官吏和老百姓有冤無處告。為此包拯第一次上書彈劾王逵，要求朝廷處分他。朝廷下達的處理決定是：王逵一案交給江西提刑司辦理。得知這樣的結果后，包拯第二次上書彈劾王逵。包拯說：江西提刑司與江西轉運使司是同一地區的兩個關聯官署，將轉運使王逵交由提刑司處理，難道沒有徇私之弊嗎？恐怕江西提刑司未必能夠按照朝廷的指示來辦理此案。這次，朝廷未對包拯的上書給予回應。
當時江西提刑司提點刑獄官李道寧調任瀘州知州，新任命的提點刑獄官高良夫還未到任，由江西轉運使王逵兼管江西提刑司事務。于是王逵就利用職權，進行殘酷的報復。他懷疑前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卞咸到京城揭發了他的殘虐行徑，就制造冤獄，逮捕了卞咸，被牽連抓起來的平民有數百人之多。京城和地方的人們，對此無不義憤填膺。包拯通過調查了解獲取實情，第三次上書彈劾王逵，要求朝廷追究其違法行為。在包拯的一再追查之下，朝廷將王逵降職為徐州知州。
王逵與當時的執政大臣有舊交，朝里有人好做官，沒過多久又被提拔為淮南轉運使。對此包拯異常氣憤，連續四次上書彈劾王逵，包拯認為：王逵殘暴成性，難以改正，贓濫不法，俱有實狀，堅決不能把老百姓和官員交給這樣的人管轄，任其肆意殘害。同時，包拯還對執政大臣提出了批評：執政大臣本應當為國家推舉有才能和品質優秀的官員，斥退殘暴不法的官員，然而卻不顧輿論，頑固地任用酷吏，這樣做對王逵來說是幸運的，對一方百姓和官員則是不幸的。
因為包拯前后七次上書要求懲處王逵，言辭激烈且有真憑實據，以致輿論洶洶，朝野深為震動。最后，仁宗無可奈何，迫于輿論壓力，只好罷免王逵的轉運使職務，詔令予以依法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