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蓮：理學與清廉
時間：2013-05-06 | 瀏覽： | 來源：
讀書人有自己的至高境界。大家可以選擇牡丹，只是我“泛愛眾而親仁”，我獨愛蓮。在蓮和牡丹之間還需要選擇嗎？還需要思考嗎？還需要猶豫嗎？對于讀書人來說，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是一個不需要考慮的問題。沒有疑問，不必猶豫就可以作出選擇。
《愛蓮說》的主題不是貧與富。文中蓮花、菊花、牡丹三者的對比，給出兩條取舍路徑：其一，取蓮而舍菊；其二，取蓮而舍牡丹。牡丹的象征是最為明朗的，富貴這一人生意圖最有影響、最庸俗，也最容易克服。文中指出愛牡丹的是眾人，文章之外關注牡丹、富貴主題的仍然是眾人，而菊花、隱逸的意圖則被掩蓋起來。然而蓮與菊的取舍實際上卻是作者更深層的隱憂所在。究其實，周敦頤心懷“濂溪”，上承孔子“乘桴浮于海”之意，不過是負氣之語。“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的離騷更近千古士子之本心，道不行，“三尺童兒笑廉藺”，真是退亦憂，仕亦憂。惟君子能明知止之道，始終以自強不息，只此方為周子愛蓮之本義。
儒家思想學說到了宋代，面臨新的環境，需要新的闡釋，當時學者都有一個共識，要求構建一種新理念，王安石稱之為“新經”，而最終由周敦頤、二程、朱熹構建起來的新儒學則稱為“理學”。理學在整個東亞地區影響都很大，“同倫同文”的國家，如中古與近代的日本、朝鮮、越南、琉球，都深受影響。而周敦頤則被稱為“理學鼻祖”，是理學開山之人。
依照《宋史·道學傳》的解釋，周敦頤的思想學說直接繼承孟子，是文王、周公、孔孟以下，秦火之后的第一位“圣人”。儒家學說又別稱圣賢之學，“睿作圣”，“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有聰明智慧、有發明創造、有貢獻于人群社會叫做“圣人”。在中國思想史上，“圣人”和“賢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圣人”是開創者，“賢人”是繼承者。“賢人”還比較多，而“圣人”僅只有數的幾位，都有特指，并非泛稱。
《宋史》稱，儒家之學自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察焉弗精，語焉弗詳，千有余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于舂陵。周敦頤的思想貢獻是超越時間和空間，跨越漢唐的一千年，直接與孟子相承接。其他學者譬如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都不能當得起“圣人”，只能算是“賢人”。
周敦頤生平為官有“至廉”、“清尚”之稱，其“濂溪”稱號亦與清廉有關
周敦頤生平與為官事跡，當時已有“至廉”、“清尚”之稱。如潘興嗣為之作《墓志銘》說：“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余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為好名，君處之裕如也……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嘆服，此予之親見也。”
朱子《江州書堂記》說：“先生世家舂陵，而老于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王象之《輿地紀勝》說：“濂溪在道州營道縣之西，距縣二十余里。先生既不能返其故鄉，卜居廬山之下，筑室溪上，名曰濂溪書堂。”
周敦頤的“濂溪”稱號，顯然也與清廉有關。“濂”字唐以前古文罕見。《說文解字》沒有“濂”，只有“溓”。《公羊傳》有“群公溓”，鄭玄《易》注“溓之言廉也”。因此有學者認為，“濂”字可能為周敦頤所創，他將清廉的“廉”加上“水”旁，給自己家鄉的溪水命名，從而造出了“濂”字。
《愛蓮說》的解讀有被極端化的傾向
《愛蓮說》是周敦頤寫的一篇精簡的散文，全文只有四句，遞進出四層含義。其中“出淤泥而不染”一語尤被視為清廉的象征寫法，這應當是毫無疑問的。但《愛蓮說》的解讀也有被極端化的傾向。
如中學課本里《愛蓮說》的教學目標規定為：“學習蓮花的高潔品格，培養‘出淤泥而不染’的良好的道德情操。”語文老師的備課教案中寫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象征高潔、質樸，比喻君子既不同流合污，又不孤高自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象征正直，比喻君子通達事理，行為方正。“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象征清高，比喻君子志潔行廉，又有端莊的儀態。而學生的讀后感則有：“在污濁的社會中潔身自好”、“不做追名逐利的小人”、“切勿追求超前享受”、“做改革開放浪潮中的蓮花”、“做新時代的蓮花”“要學蓮花，莫做牡丹”，等等。立意雖然美好，但卻誤解了文本。
周敦頤在文章開篇既已指出：“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愛蓮很好，愛菊花、愛牡丹，也不錯。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原本有“君子四愛”之說，即陶淵明愛菊、林和靖愛梅、黃山谷愛蘭、周茂叔愛蓮；又有梅、蘭、竹、菊“四君子”之說，梅不屈不撓、幸福吉祥，蘭不矯飾的心、高貴美人，竹虛心、正直，菊清靜、高潔。 “四君子”平行并列，各有所長，各有所愛，不存在絕然的對立。清人張潮《幽夢影》更羅列草木之可愛者，分別予以品評： “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艷，牡丹令人豪，蕉與竹令人韻，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一氣排比出許多花色品種，使人各則其宜，“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
這就提醒讀者，《愛蓮說》中的“花之君子”并非站在“小人”的對立面上而言。《中庸》引用《詩經》的詩句說“鳶飛魚躍”，周敦頤曾經說“窗前草不除”。天地萬物都是天理之自然流行，都有自己的合理性。作為一位儒家宗師，如果認為他是用蓮花來否定牡丹，是不合理學邏輯的。
惟君子能明知止之道，始終以自強不息，只此方為周子愛蓮本義
但這又并不表明周敦頤不主張清廉。
蓮花、牡丹與其他百花一樣，春夏盛開，而菊花則至秋始開，故為隱逸不仕的象征。
與蓮花對應的牡丹，是富貴的象征。但是在古代重農輕商、不與民爭利的傳統觀念之下，以及儒家崇尚德行、反對私欲橫行的思想影響之下，非法致富是很嚴重的法律問題，人人都知道非法致富是行不通的，所以這個問題就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問題。
《論語·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禮記·儒行》曰：“君得其志，茍利國家，不求富貴。”《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儒家歷來都不把個人致富放在首位，但這不等于否定合法致富。所以，周敦頤不需要在一篇作品里，重復闡釋這樣一個問題以告誡世人。《愛蓮說》中牡丹的象征，是合法致富。合法致富無可非議，只是過于世俗。而求仁得仁、人各有志，作者只是要說他自己不作如此選擇而已。周敦頤不把自己視同大眾，他是精英。他肯定蓮花，但同時，作為一個儒家，他不可能否定牡丹，不可能反對大眾致富。普通人就是普通人，大眾就是大眾。《愛蓮說》最后說到世人盛愛牡丹，“宜乎眾矣”，一個“宜”字，透出“泛愛眾”的寬容仁厚，僅此而已。
蓮花、菊花、牡丹，三者應是平行的取舍關系。三種選擇之間，是心志好尚問題，不是法律道德問題。無論古今，清廉都是必需的，貪污都是違法的，但是《愛蓮說》的主題，不是討論一些人清廉、另一些人貪污犯罪的問題。
讀書人有自己的至高境界。大家可以選擇牡丹，只是我“泛愛眾而親仁”，我獨愛蓮。在蓮和牡丹之間還需要選擇嗎？還需要思考嗎？還需要猶豫嗎？對于讀書人來說，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是一個不需要考慮的問題。沒有疑問，不必猶豫就可以作出選擇。
在古代，讀書人真正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窮達”。到底是“窮則獨善其身”，還是“達則兼善天下”；換言之，到底是積極地出仕進取，還是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對這個問題，幾乎所有古代的讀書人都必須面對，一直都有人在思考，始終都有人在猶豫。這個問題如此難以抉擇，自孔子、孟子以至周敦頤、二程、朱熹，無一例外。
古代讀書人的生命主題不是貧與富，而是仕與隱。周敦頤曾經對其密友潘興嗣坦白說道：“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發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于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于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
《愛蓮說》的主題不是貧與富。文中蓮花、菊花、牡丹三者的對比，給出兩條取舍路徑：其一，取蓮而舍菊；其二，取蓮而舍牡丹。牡丹的象征是最為明朗的，富貴這一人生意圖最有影響、最庸俗，也最容易克服。文中指出愛牡丹的是眾人，文章之外關注牡丹、富貴主題的仍然是眾人，而菊花、隱逸的意圖則被掩蓋起來。然而蓮與菊的取舍實際上卻是作者更深層的隱憂所在。究其實，周敦頤心懷“濂溪”，上承孔子“乘桴浮于海”之意，不過是負氣之語。“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的離騷更近千古士子之本心，道不行，“三尺童兒笑廉藺”，真是退亦憂，仕亦憂。惟君子能明知止之道，始終以自強不息，只此方為周子愛蓮之本義。
《愛蓮說》中的三種象征：牡丹、菊花、蓮花，真正的主線并非蓮花與牡丹，而是蓮花與菊花；并非富貴與清廉，而是出仕與退隱。不是清廉不重要，而是清廉與否本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為人為官的基本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