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廉政建設的歷史舞臺
時間：2013-07-03 | 瀏覽： | 來源：
廉政制度與王朝廢興
在漫漫幾千年的文明歲月中，華夏大地上曾先后出現過十余個國力強大的王朝。自夏商之后，周秦漢唐相繼而起，宋元明清緊隨其后。其間，還有數以百計大大小小的各類割據政權，也曾在歷史舞臺上扮演過匆匆過客的角色。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前朝政權盛衰興亡的史實，猶如一面可供借鑒對照的鏡子，無情地擺在后世統治者面前。大凡具有遠見卓識和政治抱負的政治人物，對此都會有所思索、有所惕勵。
在“覽古今”、“知興替”、“察安危”的探究過程中，中國歷代王朝的統治者們自覺不自覺地得出了結論：任何強大的政權都不可能不受任何限制地為所欲為，為了王朝的根本利益和長治久安，國家政權對自身的政治行為必須實行一定程度的自我約束。中國傳統廉政制度，于是作為國家政權實現自我約束的一種制度規定而登上了歷史舞臺。傳統廉政制度，以國家政權整體和統治集團成員作為自己的規范對象。對于前者，主要通過調整改善統治政策的方式約束其統治行為；對于后者，主要通過規范其政治行為的方式實施約束。王朝的廢興，自有其內在的規律。歷史的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實施廉政制度，強化自我約束，這是中國古代國家政權在時代前進的潮流中不得不作出的合理選擇。
王朝的盛衰興亡，不僅提出了對廉政制度的客觀需要，而且也為廉政制度的實際效用提供了歷史的驗證。從歷史實踐來看，但凡國家政權能夠清醒地強化自我約束、切實地推行廉政舉措的時期，政治就相對清明，生產就相對發展，社會就相對進步，民生就相對安寧，王朝的統治也就相對穩固，一些所謂的“盛世”即由此出現。中國傳統廉政制度在實踐中顯示了它所具有的積極進步意義。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加強國家政權自身的廉政建設，是社會矛盾運動所造成的必然趨向，而并非統治者發自內心的完全自愿。不得已而為之的“善政”，當然就會遇到種種局限。中國傳統廉政制度從君主專制體制母體中脫胎而出，天生帶有一些遺傳的痼疾弊端，這也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廉政制度與君主專制
中國傳統廉政制度是在君主專制體制條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在君主專制體制下，君主是整個國家的象征和代表，國家的各種大權集于君主一身，君主擁有無限的權力，君主的意志就是國家的法律，整個國家都是君主的私有財產，龐大的國家機器都成為君主任意指揮的辦事機構。國家權力結構的這種特點，必然會對廉政制度產生根本性的、廣泛性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廉政制度完全圍繞專制君主展開。傳統廉政制度的本質，是為君主專制服務的一項政治制度。制定廉政制度的指導思想，當然是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威、保障君權的正常行使。就廉政制度的著眼點而言，傳統廉政制度以各級官吏作為主要規范對象，其目的既在于防止官吏政治行為失范而激化社會矛盾，更在于制衡官吏政治行為失控而對君權造成危害。君主著眼于南面馭臣的需要，既實行一些積極合理的管理考課辦法，同時又不惜采用各種卑污陰毒的權謀術數；既在整頓吏治方面取得一些有益的成效，同時卻又不惜由此而損害國家政權治國理政的效能。廉政制度的積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專制陰影所沖淡。
就廉政制度的落腳點而言，傳統廉政制度能否落到實處，能否取得實效，往往并不取決于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和規范性，而是具有強烈的人治色彩。君主嚴譴，懲貪措施即刻推行；君主寬縱，有關規定便如一紙空文。廉政制度的實際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專制君主個人的素質和決斷。
第二，廉政制度對于專制君主本人缺乏約束力。在君主專制體制下，“朕即國家”。作為國家政權的最高代表和唯一化身，君主通過廉政制度居高臨下地向官吏臣屬們提出種種政治行為準則和政治道德規范，并以此作為控制臣屬的手段。君主是廉政制度的制定者、推行者、監督者、受益者，并不是其規范的對象。傳統廉政制度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就是通過法律條文明確規定官吏執行職務方面的犯罪種類及其相應的處罰辦法，并以此為依據懲治儆戒官吏貪贓枉法、營私廢公的行為。此類與廉政有關的法律規定，同樣對專制君主不具約束力。在法權源自君權、“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的歷史條件下，一切法律都是君主為其臣民而制定的，君主本身處在凌駕于法律之上的地位而不會受其約束。
中國傳統廉政建設過程中所形成的一些政治行為規范和政治道德規范，完全是專門針對從政官吏而提出來的，對于專制君主則不具適用性。比如“廉”，其規范對象專指從政官吏，所以有“廉吏”、“貪官”之類的品分區別。至于君主，可以有“圣君”、“賢君”之類贊頌性的品分，可以有“暴君”、“昏君”、“無道之君”之類批評性的品分，但卻從未出現過“廉君”的定評。這是因為“廉”從未成為約束君主的一種規范要求。
廉政制度與官僚政治
實施廉政制度，本意在于治吏。中國古代國家政權對于治吏之道的早期探索，首先是從調節君臣關系的角度開始的。官僚政治作為君主專制的必然產物，兩者共同構成了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的基礎和核心。君主的絕對專制，必須以龐大的官僚集團作為中介才能實現。對于君主來說，既要依靠官吏維系統治，又要時刻提防他們可能對君權造成的威脅和損害。春秋戰國時期，君主專制體制開始確立，官僚制度正式登場，君臣關系成為統治集團內部最重要的政治關系。當時的統治者從維護絕對君權出發，就君主的馭臣之術進行了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探討。在此種背景下提出的官吏從政行為規范和從政道德規范，專制性極強，幾乎都是要求官吏如何“忠君”、如何“事君”的內容，其廉政方面的意義相對蒼白淡薄。
隨著社會本身的發展和政治經驗的積累，歷代王朝的統治者們為民眾的力量所震懾，對于調節官民關系的重要性逐漸有了更深的認識。中國傳統廉政制度針對官吏政治行為提出的規范要求中，除了繼續強調“忠君”、“事君”之外，同時也不斷增加要求官吏“愛民”、“恤民”、“富民”、“利民”的相關內容。主要表現在：首先是強調官吏（特別是直接臨民施政的地方長官）在治民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治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惟在刺史縣令”。“太守，吏民之本也”。其次是從調節官民關系的角度提出了對官吏的規范要求。“自古為吏者尤以廉為貴”。廉，不僅包括官吏不得以權力侵占官屬財物的規范要求，同樣包括官吏不得仗勢受取掠奪百姓財產的規范要求。再次是明確規定了官吏（特別是地方長官）應“為百姓興利”的職責。官吏不僅應當講求個人品質操守，還須“以政裕民”，通過自己的政治行為，“為民興利，務在富之”。最后是強調了對于“賊民”的地方長官必須及時予以撤換，“勉察郡國守相群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從調節官民關系的角度出發，強化對官吏政治行為的制約，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傳統廉政制度的內容，同時也凸顯了其在促進社會進步方面的積極意義。
中國傳統廉政制度強化對官吏政治行為的約束，并不意味著君主專制與官僚政治處于完全對立的狀態。專制君主與官僚群體同屬統治集團，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一些帝王常常將此掛在嘴邊，以圖凝聚固結君臣利害關系。唐太宗曾多次明白地對大臣指出：君臣本系“同治亂、共安危”的利益共同體，“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宋代統治者也公開承認：“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約束官吏的政治行為，正是為了維護統治集團共同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使他們能夠“長守富貴”。此種目的，決定了中國傳統廉政制度不可能完全站在社會民眾的立場，不可能要求也不可能做到徹底整肅官僚政治所固有的種種弊端。它的主觀意圖和客觀作用只在于：一是防止官吏政治行為失控，以免傷害專制君權和國家政權的整體利益；二是防止官吏政治行為失度，以免激化社會矛盾而引發民眾反抗；三是防止官吏政治行為失范，以免削弱統治效能或破壞既定的統治秩序；四是防止官吏政治行為失德，以免失去維系統治的精神力量。
傳統廉政制度主要通過倡廉和肅貪兩種方式來規范和引導官吏的政治行為。此處需要著重說明的是：中國傳統廉政制度在歷朝歷代倡廉肅貪、整頓吏治的過程中無疑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在某些歷史時段還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效。但是，在君主專制和官僚政治賴以生存的社會條件沒有根本消除的情況下，一切廉政的努力效果只能是有限的。中國傳統廉政制度，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清官廉吏，懲辦了一批又一批的貪官污吏，但卻不可能徹底根除官僚政治的腐敗痼疾。
廉政制度與小農社會
幾千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始終在中國封建經濟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構建了封建中央集權專制政治的上層建筑。正是這種以小農經濟為主的社會基礎，提供了孕育中國傳統廉政制度的深厚土壤，也決定了中國傳統廉政建設的基本走向。
小農經濟提出了國家政權必須強化自我約束的客觀要求。簡單再生產是封建社會生存和延續的基礎，小農經濟發展的天然本能，就是要求簡單再生產的基本條件不受破壞。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導致簡單再生產無法正常進行的主要因素有：土地高度集中，農民失去土地；濫刑酷法，囹圄成市，農民喪失人身自由；橫征暴斂，農民不得適時耕作，最低生存狀態得不到起碼保障；天災戰亂、社會動蕩，等等。上述因素，毫無疑問主要是由統治集團的政治作為造成的。因此，小農經濟要求國家政權進行自我約束，調整改善相關統治政策；要求國家政權強化吏治，收斂并規范他們的政治行為。無疑，上述要求客觀上促成了中國傳統廉政制度的出籠。
小農經濟構建了傳統廉政建設的理想標準。小農經濟下的民眾盼望和幻想著清明盛世，并把這種希望完全寄托在“圣君明主”和“清官廉吏”身上。這樣的民眾具有特別的寬容順從性，忍耐承受力較強，容易滿足，懂得感恩。不到萬不得已，只會逆來順受。些許的“善政”，即會被認作是浩蕩的“皇恩”而感激涕零。能夠稍稍“為民作主”的官僚長吏，即會榮膺“青天大老爺”、“百姓父母官”之類的美稱，不僅受到當時民眾的贊頌和愛戴，甚至還會千古流芳。楊震、魏徵、包拯、海瑞等賢臣名吏的歷史傳奇也就由此誕生。小農經濟所形成的這種社會氛圍和歷史環境，對于歷代從政官吏中的潔身自好者來說，無疑可以起到積極的激勵勸導作用。中國傳統廉政制度中的一些規范內容，實際上就反映了小農經濟對理想政治的強烈憧憬。
小農經濟推動了中國傳統廉政建設的持續發展。朝政黑暗、綱紀廢弛，吏治敗壞、民不聊生，幾乎是每一個朝代末期都會面臨的政治局面。當小農經濟簡單再生產的基本條件被破壞殆盡時，忍無可忍的民眾被迫鋌而走險，紛紛揭竿而起，通過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展開了同“暴政”、“昏君”以及貪官污吏的斗爭。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都沉重打擊了當時腐朽黑暗的統治集團，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生產關系，促使小農經濟的生存發展條件有所改善，從而為社會的繼續前進開辟了道路。事態平息之后，新上臺的統治者鑒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歷史教訓，不得不重新加強政權的自我約束，調整改善統治政策，加大整頓吏治的力度，又開始了新一輪廉政建設的努力。中國傳統廉政制度的持續發展由此而實現。
小農經濟決定了中國傳統廉政制度未果而終的必然命運。中國傳統小農經濟具有很強的生命力，特別是修復再生能力。此種經濟基礎的穩定性，導致了封建專制上層建筑的穩定性。每一次改朝換代，經濟基礎既未發生根本改變，專制制度即繼續沿襲生存。中國傳統廉政制度的命運當然取決于上述根本的社會條件。在改善社會政治狀況、推動歷史前進步伐方面，傳統廉政制度確實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傳統廉政制度不可能實現真正廉潔政治的理想目標，不可能改變封建國家政權的根本性質，不可能挽救封建專制制度最終滅亡的必然命運。
廉政制度與儒家文化
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是儒家文化。經過漫長的歷史歲月，儒家文化廣泛滲透并深刻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傳統廉政思想和廉政制度的發展，當然也與儒家文化的熏陶不無關系。
儒家文化中的一些積極的思想內涵（特別是有關人生價值、從政理想、榮辱道德方面的內容），為傳統廉政制度直接輸送了豐富的文化養料。主要有：關于“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理想；關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生情懷；關于“國以民為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治國理念；關于為政“富國”、“以政裕民”，“以百姓之心為心”的政治取向；關于“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每思危亡以自戒懼”，“天下稍安，尤須兢慎”的政治識見；關于“勞而不怨”、“欲而不貪”的從政態度；關于“當須至公理天下”、“公道達而私門塞”的執政原則；關于“廉者政之本也”、“以廉為貴”、“以不貪為寶”的廉政觀念；關于“知禮義”、“知辭讓”、“知廉恥”，“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的榮辱規誡；關于“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儉以養德”的尚儉思想，等等。
類似上述這些具有積極意義的思想觀念，不斷豐富發展了傳統廉政思想的內容，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中的優秀遺產。除了思想領域之外，儒家文化還通過其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以文學、藝術等多種方式，構筑了某種有利于廉政建設的文化氛圍。在這種整體氛圍的感染熏陶和教育培養下，從政官吏中的一部分人不僅從行為上接受了廉政制度的客觀約束，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開始了道德上對廉潔從政的自覺追求。
儒家思想在它的發展歷程中，經過歷代統治者的包裝、發揮和衍伸，與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高度吻合，使道德教化與制度規范一體化。戰國晚期的荀子，以“禮治”融合仁政思想和等級規范；漢代董仲舒倡導“獨尊儒術”、“天人合一”，使儒家思想上升為統治思想；經過唐代韓愈的“道統”說和宋元理學的演化，儒家文化與社會規范融為一體，成為維護統治秩序、禁錮思想的禮教。儒家文化的這種發展變化，既具有促進廉政建設的意義，又具有維護專制統治的意義，最終在近代社會轉型過程中成為新文化運動抨擊的對象。
